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是現實威脅，必須遏制其成勢（寰宇平）

2026年03月17日06:16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再只是危險苗頭，而是現實威脅，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必須予以更大警惕，遏制其成勢蔓延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施政方針演說，再次表達強烈修憲意愿，并提出從根本上強化日本防衛力量、擴大殺傷性武器出口、提升國家情報能力，傳遞加速推進“再軍事化”的明確信號。日本國內有評論尖銳指出，2026年可能成為“日本軍事化轉型元年”，這種轉型不僅體現在強化防衛力量上，更滲透到產業、科技、基礎建設等經濟社會各領域，意圖使整個國家全面染上軍事色彩。

近年來，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斷推進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的“新型軍國主義”。它披著“和平”和“防衛”的外衣，核心目標卻是擺脫二戰戰敗國束縛，推動日本成為能夠對外行使武力甚至發動戰爭的軍事大國。自高市早苗上臺以來，這一進程全面加速，日本在政治、軍事、外交及意識形態等領域，不斷突破“和平憲法”與戰后國際秩序束縛，重整軍備的步子越邁越大、越邁越急。

事實充分表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再只是危險苗頭，而是現實威脅，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必須予以更大警惕，遏制其成勢蔓延。

（一）畸變：“新型軍國主義”既保留了傳統軍國主義的擴張基因，又異化出極具欺騙性的新特征

黑龍江佳木斯市烈士陵園里，長眠著國際主義戰士綠川英子。綠川英子原名長谷川照子，抗日戰爭期間，她目睹日軍侵略導致中國平民傷亡的慘狀，堅定投身抗日運動，用日語向日本軍民進行“反戰廣播”：“當你們高喊著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熱血盡灑在中國大地之時，你們可曾知道，這是在為誰賣命？又是在為誰效忠？圣戰祭臺上的亡靈，是英雄，還是罪犯？同胞們，別錯灑了你們的熱血，你們的敵人不在隔海的這里……”

綠川英子的疾呼，矛頭直指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對內實施思想控制與軍事統治，對外推行侵略擴張。從二戰結束直到今天，軍國主義的幽靈仍在日本上空游蕩。日本當前的“新型軍國主義”是軍國主義在當代的頑固孳生與畸變演進，既保留了擴張基因，又異化出極具欺騙性的新特征。

政治上，近代日本幾乎未經歷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形成了由財閥與政府、軍部通過利益捆綁、家族姻親等方式結成的封建性“門閥”統治集團。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外衣下，戰后日本的統治集團依然主要由政治世家、職業官僚與財閥巨頭構成，其家族多可追溯至戰前統治階層。在這一新生態中，激進政客和職業官僚填補了昔日軍部的“生態位”，行政力量與財閥利益深度綁定，在民主程序的掩護下執行軍事擴張意志，推行“新型軍國主義”。

軍事上，因缺乏原始積累和資源，昔日日本軍國主義極度依賴對外戰爭和殖民掠奪來補充資本，采取“以小博大”的軍事冒險主義。“新型軍國主義”同樣將備戰作為核心議程，重點打造進攻性力量。但受限于“和平憲法”與日本社會和平力量，其手段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不再直接宣揚侵略，而是通過“切香腸”的方式，以“發展反擊能力”掩飾進攻意圖，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包裝海外用兵，以強化“經濟安全”“危機管理”之名行戰爭動員之實，試圖在“合規”的假象下實現軍事松綁。

經濟上，昔日日本軍國主義實行“高積累、低消費”，壓榨民眾以支撐重工業和軍工生產，財閥既是擴張的基礎，也是動力，形成惡性循環。“新型軍國主義”同樣建立了重整軍備與財閥利益的共生關系。日本政府通過超發國債和增稅獲取財政收入，將之以巨額軍費采購形式輸送給財閥，完成了財富從普通國民向軍工利益集團的轉移。這種巨額軍工投資一旦形成路徑依賴，政府若不能維持、擴大軍備采購，財閥利潤便難以為繼，勢必采取一切方式倒逼國家政策進一步軍事化。

文化上，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承襲了戰前“皇國史觀”“大和民族優越論”“武士道”等文化糟粕，奉行實力主義與軍事擴張的狹隘邏輯，視鄰國發展為戰略威脅，與軍國主義鼓吹的“主權線”“利益線”擴張理論如出一轍。“新型軍國主義”文化在內容上，增加了“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作為包裝，以蒙蔽國際社會；在手段上，注重利用社交媒體時代的算法推薦和輿論操控，構建“信息繭房”，潛移默化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不久前，知名游戲動漫IP寶可夢計劃在靖國神社舉辦相關活動，引發軒然大波。這再次表明，“新型軍國主義”思想所宣揚的扭曲的歷史觀和戰爭觀，正通過文體娛樂等隱蔽渠道向年輕一代深度滲透。

外交上，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延續了重投機、挑對抗的地緣博弈邏輯，以種種操弄攪渾水，企圖為戰略擴張制造便利。近年來，日本右翼持續推動深化日美同盟，甘當所謂“印太戰略”的馬前卒；加大對地區熱點問題介入，拉攏個別地區國家深化防務合作，以雙邊軍事合作加快軍事解縛步伐；加大域內外聯動，推動“北約東進”，打著“積極和平主義”幌子深度介入全球安全議題，尋求自衛隊全球行動。

日本軍國主義遺毒未消，日漸發酵。綠川英子當年“別錯灑了你們的熱血”的疾呼，穿越時空，至今仍振聾發聵。

（二）塑形：軍國主義思想潛滋暗長、激進政治力量主導、社會經濟焦慮畸變、利益集團推波助瀾綜合作用的結果

“時至今日，日本在二戰中戰敗的所謂‘屈辱’仍頑固盤桓在日本右翼的心頭，由此滋生的‘復仇主義’情緒不斷高漲，他們想要讓日本社會再度徹底籠罩在軍國主義的陰影之下。”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尤里·塔夫羅夫斯基上世紀80年代曾在日本工作，切身感受到日本右翼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猖獗。他回憶道，日本右翼分子經常在人流密集的廣場等公共場合舉行大型集會，甚至試圖拉攏中小學生并向其分發傳單和宣傳冊。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日漸成形，是軍國主義思想潛滋暗長、激進政治力量主導、社會經濟焦慮畸變、利益集團推波助瀾綜合作用的結果。

——日本軍國主義沒有被徹底清算。與德國戰后徹底的“去納粹化”不同，日本戰后的民主化改造在美國冷戰戰略影響下半途而廢，軍國主義遺毒被保留在了日本的政治肌體之中。

二戰后，美國出于冷戰考量，對日政策迅速從“壓制”轉向“扶植”，導致包括岸信介在內的大量甲級戰犯嫌疑人未受審判便重返政壇，甚至占據了首相等權力中樞。這些舊時代的“亡靈”及其后繼者，構建了戰后日本長期執政的保守政治譜系，使得軍國主義思想在權力核心得以保留。正如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所言，戰后日本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發動過侵略戰爭的人確立的，其影響延續至今。

歷史清算不徹底導致日本歷史認知存在嚴重扭曲。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推行歷史修正主義，將侵略戰爭美化為“自衛戰爭”，將戰敗僅僅視為“終戰”。在所謂“恥感文化”的影響下，日本右翼將戰敗視為需要洗刷的恥辱，而非需要反省的罪責。日本右翼公然鼓噪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本質上是這種錯誤史觀的外化，試圖翻案歷史定論、否定戰后國際秩序，為再次武力擴張尋找法理借口。

——日本政治右傾化愈演愈烈。冷戰結束后，特別是近年來，日本政治生態發生結構性變遷。曾經作為制衡力量的革新派與溫和保守派日漸式微，右翼保守勢力不僅完成了對政壇主流的清洗與整合，更占據了國家權力的絕對中樞，不斷將極右翼的意識形態轉化為國家的制度意志與法律行動。

高市早苗上臺后，加速掏空日本戰后長期奉行的“重經濟、輕軍備”路線，傳統的“和平主義”被污名化為“和平癡呆”，而激進的“修憲強軍”則被包裝成“國家正常化”的必由之路。這種政治路線日漸固化，激進的安保政策在國會幾乎遭遇不到實質性阻力，在缺乏有效制約的真空中狂飆突進。

——經濟長期低迷讓日本陷入戰略焦慮。日本戰后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日益陷入復雜困境。在巨額國債負擔、產業空心化加劇以及少子老齡化危機的多重影響下，日本經濟長期陷入停滯泥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已從世界前列跌落至發達國家的中下游水平。作為立國之本的制造業光環亦日漸黯淡，其工業產值在過去30年間下降了約40%。日本中低收入群體生活壓力陡增，社會彌漫著深重的無力感與挫敗感。

競爭優勢漸失、人口結構老化、增長勢頭衰減，催生了扭曲的戰略觀。為了掩蓋內部治理失靈，渲染所謂“中國威脅”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轉移國內矛盾的救命稻草。他們將物價上漲、產業衰退等民生痛點簡單粗暴地“甩鍋”給鄰國，向社會灌輸一種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零和邏輯。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將內部矛盾外部化，將社會不滿誘導至對外仇視與對抗的軌道上，為激進的擴軍備戰騙取所謂“民意支持”。

——利益集團借推動軍事擴張漁利。隨著日本防衛政策的激進轉向，日本防衛費從2012財年到2026財年實現了連續14年上漲，特別是2022年以來3年內翻番，日本軍工企業因此獲得大量訂單。“國家級操盤”讓這些軍工企業賺得盆滿缽滿，甚至制造了資本市場上的“軍工泡沫”。數據顯示，自2022年11月以來，三菱重工股價漲幅超過650%，IHI株式會社股價漲幅超過480%，川崎重工漲幅超過280%。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期日本制造業平均年增長率還不到1%。

這些軍工企業也十分“識相”，積極向右翼政客提供政治獻金。日本總務省公布的報告顯示，三菱重工自2020年以來每年向自民黨資金管理團體捐贈逾3000萬日元。右翼政客與軍工復合體利益深度綁定，實質上是在透支國家未來，用高額財政赤字為特定財閥集團“輸血”。

“我們反對大規模擴充軍事力量”，日本綠黨成員杉原浩司的疾呼道出了日本社會有識之士的深切擔憂，“當政客們高喊‘積極財政’‘振興經濟’口號，卻對民眾生活困境拿不出任何具體對策，其進一步提高防衛預算的做法更是令人無法容忍。”

（三）提速：將國家綁上戰爭機器，高市早苗是將日本重新推向窮兵黷武路線的危險“加速器”

“安倍的女孩”，高市早苗憑借激進保守立場與強硬政策主張在日本政壇迅速崛起，被視為安倍路線的“復刻者”。作為日本右翼政客的代表，高市早苗本人有著濃厚的軍國主義情結，長期推動“新型軍國主義”。高市早苗政權成立后，“新型軍國主義”推進明顯提速，進入系統性實施的危險階段。

在政治法理層面，試圖徹底掃除戰爭障礙。高市早苗依托自民黨和極右翼政黨組成“戰后最保守執政聯盟”，不斷鞏固右翼執政基本盤。在近期的施政演說中，高市早苗渲染“國家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復雜化且常態化”，再度大肆抹黑中國，渲染日本面臨“戰后最為嚴峻復雜的安全保障環境”。通過塑造此類“危機”敘事，高市政權持續為推動修憲進程進行鋪墊，意圖架空戰后和平體制，根本改變“專守防衛”基本政策，促動日本激進轉向成為“能戰”國家。

在軍事戰略層面，致力于構建獨立攻勢體系。高市早苗在演說中宣稱，有必要提前在今年內修訂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內的“安保三文件”。高市早苗政權推動2026財年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且提前實現占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標。巨額資金被重點投入到遠程防區外打擊、無人作戰體系、海空天平臺等多個進攻性戰力領域，打造多維攻擊能力、提升軍事擴張速度和規模的野心暴露無遺。高市政權還推動修訂《自衛隊法》，意圖將現行軍銜及部分兵種稱謂恢復為帝國主義時期的舊軍隊用語。在武器出口問題上，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2月25日通過建議草案，不僅提出廢除此前將裝備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運輸用途的“5類標準”，更原則上允許出口戰機、護衛艦等致命性武器，甚至為向“被判定目前正在發生戰斗的國家”出口留下余地。

在經濟動員層面，加速構建“新型軍工復合體”。高市早苗在演說中高談“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之上，確立強大的外交與安全保障”。高市早苗執政以來，備戰被提升至國家絕對優先地位，大力扶持軍工利益集團，日本“新型軍工復合體”雛形正在顯現。據報道，高市早苗政權擬通過大規模發債及征收“防衛特別所得稅”來填補軍費缺口，并計劃于今年成立“國家情報局”。這些動作將促使日本防衛開支與特定產業及財團利益形成更深度的綁定，構建起一個自我強化、循環加速的政策與利益閉環。

在社會認知層面，變本加厲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日本右翼持續以“洗腦”工程重塑國民記憶，通過篡改教科書、美化侵略歷史及推行“忠君愛國”式教育，精心構造一套“與侵略歷史徹底切割”的“受害者”敘事，意在取代“加害者反省”。這種做法試圖徹底消解日本社會的反戰意識，向年輕一代灌輸扭曲的歷史認知，從而為未來的戰爭動員鋪墊社會心理基礎。

上述做法是高市早苗長期以來軍國主義情結的必然外化。早在1994年，在她首次當選國會議員的次年，高市早苗就曾公開質問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為何承認侵略戰爭是錯誤的。2007年，為迎合右翼勢力，她成為當時安倍內閣中唯一在“8·15”當天參拜靖國神社的閣僚，甚至多次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強征“慰安婦”，公然將侵略詭辯為“自衛戰爭”。2021年9月，高市早苗拋出“臺灣有事也對日本是威脅”的謬論。2025年11月，高市早苗作為首相在國會答辯時妄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且拒不撤回相關言論。近期，高市早苗又公開叫囂正努力為參拜靖國神社創造條件。從早期的言論試探到如今的系統操盤，高市早苗一直在為“新型軍國主義”招魂引路，是將日本重新推向窮兵黷武路線的危險“加速器”。

（四）危害：“新型軍國主義”正成為影響地區與國際和平穩定的最危險變量之一

“日本推進‘軍國主義野心’，給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敲響警鐘”，國際媒體評論指出，隨著該地區越來越關注日本的政策，有一點很清楚：世界不能讓軍國主義卷土重來。

如此警示十分必要。日本“新型軍國主義”不斷抬頭，正成為影響地區與國際和平穩定的最危險變量之一。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威脅戰后國際秩序。高市早苗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是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的公然蔑視，是對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嚴重背離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日本應“完全解除武裝”，不得“維持能使其重新武裝的產業”。近年來日本卻加速推進“再軍事化”，并拉攏地區內外勢力形成軍事“小圈子”、挑動陣營對抗，給國際秩序穩定制造嚴重風險。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威脅核不擴散體系。近段時間，日本政府高官不斷拋出擁核言論，公然挑釁核不擴散體系。日本右翼的擁核圖謀一旦得逞，無疑將打開潘多拉魔盒，對地區與全球戰略穩定造成嚴重沖擊。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對此充滿憂慮，強調必須堅持“無核三原則”：前首相石破茂表示擁有核武器“對日本來說絕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前首相野田佳彥要求盡快撤換發表“日本擁核論”的官員，廣島縣議會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一份意見書，要求日本政府堅持“無核三原則”。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在右翼勢力推動下，主張進行地緣對抗的思維逐漸在日本戰略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導致日本在處理鄰國關系時呈現出“四面出擊”態勢。處理對華關系時，日本右翼處心積慮在臺海、東海、南海等諸多問題上煽風點火、制造事端，中日關系陷入嚴重困難。日本在與韓國、俄羅斯、朝鮮等其他地區國家相處時也齟齬不斷、矛盾頻現，嚴重惡化了地區安全環境。日本國內被煽動起來的民粹情緒反過來刺激右翼政權進一步對外示強，使其在處理與鄰國爭端和地區熱點問題上更加咄咄逼人。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損害日本民眾的切身利益。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體與專家對高市早苗政權的財政擴張、消費稅減稅及加劇通脹風險的經濟政策表達擔憂，指出所謂“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本身就極不負責，若再大幅增加防衛費，日本將面臨空前嚴重的財政危機。高市早苗政權罔顧國內物價飛漲等民生痛點，犧牲普通國民的福祉來供養軍事機器，不僅引發了日本民眾“要生活、不要導彈”的憤怒抗議，更因惡化周邊外交環境而重創了許多日本民眾賴以生存的旅游與零售業。日本《赤旗報》社論指出，2026年是反對大規模強軍擴武的關鍵之年，政府的擴武計劃不僅威脅和平，也損害日本國民的生活。

今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這場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嚴正審判，不僅是對其侵略罪行的正義清算，也是建設和平世界的重要努力。當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再次對地區和國際和平穩定構成嚴重現實威脅。日本政治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危險的戰略動向，不可不察，不得不防。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聯手筑起堅不可摧的正義防線，決不能讓日本“新型軍國主義”這股危險勢力禍害人間，決不能讓和平的陽光再次被戰爭陰霾遮蔽。